看完之后一时间不知道该从哪个角度开始repo的作品。
既不是相关研究者，又有着相隔远不止一个大洋那么简单的文化隔阂，我个人很清楚自己对拉美文学的审美倾向多少带着一小部分“猎奇”心态——完全不同的文化风貌，从未接触过的社会和生活环境，又因同为第三世界国家历史上同样接受过压迫能够产生那么一咪咪的共鸣而又截然不同的发展状况才使得我会对其感兴趣。
对我来说拉美文学和相关的非虚构艺术创作是割裂开来的，历史的残酷放置文艺作品中变成了生死交杂、亦真亦幻，在一场场分不清真假的炫丽乃至可怖的情景设置中展现的绘卷（谢谢你，马尔克斯）。但真实生活在现代的当地人，究竟是怎样的状态呢？非虚构记叙中只能看到数字和现实，看不到人的内心和情感。
《错乱》给了我一个答案。
说《错乱》像卡夫卡，是个很好的比喻。但说像“嗑了药的卡夫卡”，未免有些太过浅薄了。
《城堡》中K的结局世界的异化，来自于存在主义的虚无，来自于权力机构对个体如影随形的压迫。但在《错乱》中，主人公的癫狂则要更实在得多：逼疯他的终究是发生过的大屠杀，随地可见的犯罪，混乱的政治情状。原住民会在内乱中虐杀，普通人要担心密探和无情的军阀，即使你是大主教也可能在得罪当权者不到二十四小时内遭到暗杀。尽管莫亚反复强调他不喜欢将文学政治化，也在字里行间无数次表现他不喜欢魔幻现实主义，可看完《错乱》后我反而明白拉美文学进展到这一步的原因：主人公的心理状态便是现代拉美国家的普遍情状，在暴力中提心吊胆，受到混乱的折磨，再精准再冷酷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也无法描绘其经历残酷的万分之一。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拉美文学描写右派人士。《错乱》里的主人公很犬儒主义，他讨厌自由主义者，觉得来当地工作的白人都是sb，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一应俱全。就如同后记里译者的话：他试图逃进美学，试图逃进性，最终都没有躲过为一沓厚厚历史资料所逼疯的结果。《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利无处可逃是因为“异化”这个概念终究是哲学层面上的，而《错乱》里把主人公，最后他高呼着“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把他逼到无处可逃的却是种族灭绝式的屠杀——这能说莫亚下笔时是“嗑了药”吗？